容轩读印——隋唐官印

《唐开元二十年石染典过所》上的印迹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，各地不断有隋唐官印资料出土，隋唐官印资料大增。尤其是大明宫封泥和吐鲁番带印文书的发现，为我们研究隋唐官印提供了宝贵且可靠的资料。

隋唐官印是我国印章史上的一次大变革，在印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。从外形来看，隋唐官印的尺寸彻底改变了秦汉印方寸大小的传统，而是宽边朱文大印。从印章的管理制度来看，隋唐时期结束了官印私配的局面，代之而起的是官署印的制度（印不随人），这一官印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。从钤印制度来看，由于文书用纸，官印的签押作用增强，其封缄作用逐渐为封函印替代。

唐沙州之印(《唐开元二十年石染典过所》上的印迹)

隋唐印制的主要因素孕育于南北朝后期，隋建立后的官制、印制虽也有南朝因素的渗入，但主导方面承续北齐和北周。隋代尽管国祚短暂，只有短短数十年，但如同其在政治、文化、经济等方面的建树一样，中国古代官印制度的重大转折即在隋代实现并经由唐代完备起来的。孙慰祖在《隋唐官印体制的形成及主要表现》中总结：从魏晋南北朝至隋的官印演变中，我们仍然可以认识到它潜在的一个动因，即朱文官印的行用，是与封泥之制的衰退相联系的，封泥方式的废用又是纸张普遍使用后的必然结果。至于北周及隋官印增大，除了与汉晋时期尺度上的差别以外，由封泥之制转变为直接蘸色在纸上钤印，也使得官印的尺寸增大不仅必要，而且不再存在使用的障碍。

隋唐官印的著录开始于明代顾从德的《集古印谱》，经清代冯云鹏兄弟、望中溶等人的努力，至罗振玉编《隋唐以来官印集存》，隋唐官印的收集始蔚为大观，但终因资料所限，未做真正的深入研究。1981年，罗福颐《古玺印概论》一书开始论及隋唐印章，并简洁地将其特征归纳为：“隋唐官印开始加大，用朱文，书体为小篆。”（罗福颐《古玺印概论》，8页，文物出版社，1981年）紧接着沙孟海在《印学史》中由“金山县印”，推测了唐印的制作方法，并将唐印称之为“蟠条印”（沙孟海《印学史》，3页，西泠印社出版社，1987年）。

近三十年来，印学界从篆刻艺术、地理沿革、职官变迁、制作工艺等诸多方面作了有益的探讨，取得了一定的成果，而首次专题论述唐宋元官印的文章当推刘江的《唐宋元官私印简论》一文。（载《印学论丛》，西泠印社出版社，1983年）十余年后，孙慰祖《隋唐官印体制的形成及主要表现》一文对隋唐官印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论述，不仅论及印章形式、印章制度、印文属性等方面，还析明了北朝官印与隋唐官印之间的制度联系。（载《中国古玺印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》，139—151页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，2000年）年轻一辈研究隋唐官印而有成就者，有程义（《隋唐官印研究》，2002年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）和孔品屏（《隋唐印风的成因、特征及其影响》，2010年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）。

唐伊州之印(《唐开元二十年石染典过所》上的印迹)

隋唐以来，官印体制的变化、印面的扩大、印文样式的改变，开创了一种新的印风或者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篆刻审美形式。通过对存世隋唐官印的比较和观察，我们会发现隋唐官印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：

一、印章制度的变化

作为隋代印制变革的标志，隋开皇九年（589）废止官员佩带官印具有重要意义。开皇九年隋平陈后，制定条例规定官印“并归于官府，身不自配”。晋以前的官印多是职吏印，职吏印的内容是官吏本人的职称，官署印的内容是官府的名号，官署印已不再由官吏个人佩系，而是官署行使职能之公器，这是佩印习惯退化的真正原因。隋朝政府便专门设置掌印官管理和使用印鉴，普遍实行了监印权与用印权分离的制度。

二、官印尺寸逐渐变大

由于官印制度的变化，官印的尺寸不断增大。秦汉一直到南北朝时期，官印尺寸都在20毫米至30毫米见方，而到隋唐官印的尺寸已大至50毫米至60毫米见方，印面彻底摆脱了“方寸玺”的束缚。

三、印文由白文变为朱文

秦汉时期的官印大都是白文的，隋唐时期官印则都变成了朱文。这种变化，应该与钤印方式的改变有关（直接钤盖于纸面上，而非秦汉白文官印抑压在封泥上），也与印章的制作工艺有关（焊接成印）。

四、印章文字字体的演变

魏晋以后，篆书在实用中日渐式微，隋唐官印印文虽然主要采用小篆字体，但篆法大多不如秦汉谨严，有的笔画甚至呈波折状。相比于秦汉印的阳刚之气，隋唐官印印文的曲屈盘绕，更多体现出一种阴柔的气质。

五、成印方式以铸印为主，辅以焊接和刀刻

隋唐官印的制作，有直接铸文、焊接印文、凿刻文字三种。铸文和刻文是中国古代印章的主要成印方式。焊接成印是隋唐官印中较为特别的成印方式，也叫做“蟠条印”。王献唐曾指出“唐印用铜条焊接而成，疑是急用之法也，不是常法。”（王献唐《五灯精舍印话》，齐鲁书社，1982年）后来沙孟海正式提出“蟠条篆”一词。（沙孟海《印学史》，西泠印社出版社，1987年）

隋唐官印的艺术性相比于秦汉印章，或许是一种退步，但就实用性而言，却不失为一种“进步”。而且，对于篆刻艺术的发展来说，它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的印章形式，清代丁敬曾发出“看到六朝唐宋妙，何曾墨守汉家文”的感叹。隋唐官印展示出了的篆书线条的柔美和圆劲，而元明印人对于朱文印“流动有神”的审美要求，或可上溯至此。（李刚田、马士达主编《篆刻学》，112页，江苏教育出版社，2009年）

由于隋代官印存世数量极少，且印风大致类似，故篆法、结字、布局下面数印综而述之，而各方官印之尺寸、馆藏等信息则逐一注明。

永兴郡印隋代铜质官印。印面纵52毫米，横52毫米。此印己失，今见者为钤盖于敦煌藏经洞发现之《杂阿毗昙经》残卷末尾及背面的朱砂印痕。罗福颐先生曾将此印断为南齐官印，并由此推论官印加大而用朱文，最早见于南齐。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撰文对此印的归属进行了重新考正，此印风格和目前所见南齐官印甚至和整个南北朝官印并无相似之处，却与隋代官印基本相同，且北周时曾在瓜州一带置永兴郡，隋初方废。故此印当为隋印。

观阳县印隋代铜质官印，鼻钮。印面纵53毫米，横52毫米。断代为隋代开皇年间，原归安吴氏二百兰亭斋藏，现藏天津博物馆。清代瞿中溶《集古官印考证》《隋唐以来官印集存》著录。

桑乾镇印隋代铜质官印，鼻钮。印面纵53毫米，横54毫米。断代为隋代大业五年（609），现藏天津博物馆。《周叔强先生捐献玺印选》著录。

崇信府印隋代铜质官印，鼻钮。通高40毫米，印面纵58毫米，横49毫米。断代为隋，日本太田梦太郎旧藏，现藏日本岩手县立博物馆。《枫园集古印谱》《书道全集》著录。

右武卫右十八车骑印隋代铜质官印，鼻钮。通高29毫米，印面纵51毫米，横51毫米。断代为隋，发现于陕西咸阳韩家村。

左司武印隋代铜质官印，鼻钮。印面纵52毫米，横53毫米。此印断代下限为隋代，为西安市文物商店旧藏。

瓜沙州大经印

在隋代官印中，字形与线条基本以圆屈为主，伸缩自由，部分印文呈波折状，如“永兴郡印”“观阳县印”等。个别印文在转折处仍见方折之态，“桑乾镇印”一印体现得较为明显。隋代官印字数以四字较为常见，也有九字印，如“右武卫右十八车骑印”，故章法一般不作平均分布。字大则占用空间多，字小则占用空间少，甚至根据笔画多少或章法布局的需要对笔画作挪移处理。如“桑乾镇印”中“桑”与“乾”互相穿插，而“印”亦取横势，“观阳县印”中“县”字舒展而“印”字敛收，文字不以等分来划分印内空间。纵观以上六方隋代官印，无论布局如何变化，印内空间均有充盈之感。

隋代官印，除上述印面的变化特征外，还有一点就是，在隋代官印印背上出现了款识（秦汉时代，官印从不署款）。这些款字笔画横平竖直，其凿刻痕迹清晰可见，具有方折硬朗之感。如“观阳县印”，背部凿款“开皇十六年十月十五日造”，“桑乾镇印”印背上的“大业五年”款，均记录了印章制作的时间。虽然当时印款的凿刻极其草率，仅是一种标注制造年份而已，但这些简率的楷书印款，正是中国印章边款的滥觞。

传世的唐代官印也不是很多，唐官印多是铜印鼻纽，印文中多用“之印”结尾，并出现了“记”的名称。帝王用印不再称“玺”而改为“宝”，据说是因武则天忌讳“玺”字的发音与“死”“熄”相近，故而改之。传世的唐印中还有一类，如见于唐人写经之上的“报恩寺藏经印”“瓜沙州大经印”，以及出土的“武威习御图书”“渤海图书”等，这些印章与官印在形制上并无太大差别，前两印为寺院的印章，后两者则是含有职官（或封赐）性质的藏书印。

唐代钤印的方式多在每纸文书不同部位钤印多处，如《唐开元二十年石染典过所》，钤有“伊州之印”“沙州之印”“瓜州都督府印”，其中“沙州之印”“伊州之印”印重复两处，《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大历四年手实》一纸上钤“沙州都督府印”及“敦煌县之印”，其中“敦煌县之印”密集地钤盖于骑缝处。

乾封县之印从出土的文物来看，唐代还有一些陶质的官印，如“乾封县之印”（通高15毫米，印面纵58毫米，横53毫米。断代唐代早期，现藏西安博物馆），而绝大多数的唐代官印都为铜印。下面就几方代表性唐代官印，略作梳理。

齐王国司印唐代铜质官印，鼻钮。通高36.5毫米，印面纵56毫米，横56毫米。断代下限为初唐，现藏上海博物馆。

孙慰祖于《古玺印断代考例续》中考证此印为武德元年（618）至武德九年（626）所造，乃初唐官印之标准品。此印线条圆转流畅，印文排列均匀，空间分布上比较从容，可以看出制印者对篆法的把握得心应手。

中书省之印唐代铜质官印，鼻钮。通高39毫米，印面纵57毫米，横56毫米。断代下限为唐景云二年（711），现藏故宫博物院。

为追求印文布局上整体的匀称，印文中遇到笔画较少的字时，常通过盘曲笔画的形式使印面平衡，如此印之“中”字，竖画下部变成曲折状，这种屈曲处理既不突兀，也与其他字十分协调，同时也使整方印看上去自然有趣。

尚书兵部之印唐代铜质官印。此印目前虽无文献可证其时代，但根据印风可大致推出其使用时间约在中唐。根据印文文字的简繁安排印面，“尚”字体势上缩成扁平状。印文两行排列，左右基本对称，笔画间距大致均整，排列有序。章法处理上以匀称为主，印文体势和笔画的弧度亦处理的十分协调。

万年县之印唐代铜质官印，鼻钮。通高38毫米，印面纵55毫米，横53毫米。断代为唐代早中期，现藏上海博物馆。

唐印在布白上吸取了汉印的优点，但在笔画处理上则比汉印相对灵活，每遇曲折处也大都作圆转状，显得婉转流丽。此印在圆转之外，“万”字下部和“年”字上部的两处方笔处理，使全印柔美的气质中多了些许阳刚之气。

临海县印唐代铜质官印。印面纵55毫米，横55毫米。断代下限为大中七年（853）。此印笔画瘦挺硬朗，在印章法布置上，字字独立，不做交叠穿插状，四字所占位置大小大致相当，“县”字笔画的方圆结合上十分出彩。

诸道盐铁使印唐代铜质官印，橛钮。通高50毫米，印面纵61毫米，横61毫米。断代下限为唐代晚期，现藏洛阳博物院。此印斑驳较甚，有一些笔画的盘曲和折叠，可以看作是宋以后叠篆的初始。唐初印章钮式从隋代接近汉魏的鼻钮向宋以后的橛钮又跨进了一步，鼻钮升高，钮穿渐向竖长方形发展。此印印穿已消失，完全演化为橛钮，方便钤盖。

武夷县之印唐代铜质官印，鼻钮。通高42毫米。断代为唐代中期，现藏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。1984年，此印于广西隆安县农民耕地时被发现，据王克荣《广西隆安县发现唐代铜官印》（《文物》1990年10期）记载，出土时印置一铜盒内，印盒通高95毫米，子口合盖，盖与身以铰链相连，作攒尖形加圆宝顶，四边镂空作心形。此印印背刻楷书印文“武夷县之印”五字，而不是像隋代官印凿刻造印时间。

唐会稽县印（印匣）

唐代印匣一般为方形，铜质，两侧有耳与印盖相连接，另一侧以子母口相扣合，可上锁，盖有顶，呈宝塔状。唐代印匣实物目前发现已有数例，除“武夷县之印”外，尚有“会稽县印”（纵56毫米，横55毫米，现藏上海博物馆）“金山县印”（1968年，浙江安吉出土，盖、器以子母口相扣合）“武平县之印”“右武卫右十八车骑印”（1993年间出土于陕西省咸阳市北郊唐顺陵附近韩家村田间）“武威习御图书”“渤海图书”（1984年河南堰师杏园村李存墓出土，印章连同印匣同出于墓葬，内残存红色絮状物，孙慰祖先生以此推测该印匣兼作印泥容器）等。

唐代张彦远称“前代御府，自晋宋至周隋，收聚图画皆未行印记，但备列当时鉴识艺人押署”。这种鉴定书画墨迹之后所作的押署，后来为钤盖印章所取代，这是印章由实用向艺术转化的一个重要契机。徐浩《古迹记》称：“（唐）太宗皇帝肇开帝业，大购图书，宝于内府，锺繇、张芝、芝弟昶、王羲之父子书四百卷，及汉、魏、晋、宋、齐、梁杂迹三百卷，贞观十三年十二月装成部帙，以‘贞观’字印印缝，命起居郎褚遂良排署如后。”

韦述《叙书录》亦谓：“自太宗贞观中搜访王右军等真迹，出御府金帛，重为购赏，由是人间古本纷然毕进。帝令魏少师、虞永兴、褚河南等定其真伪，右军之迹凡得真、行二百九十纸，装为七十卷，草书二千纸，装为八十卷；小王及张芝等，亦各随多少勒为卷帙，以‘贞观’字为印，印缝及卷之首尾。”

经过鉴定的书迹，再钤上“贞观”年号印以作为识别，上行下效，此一行为引发了在鉴藏书画上钤印的风气，此一风气绵延至今，为书画的递藏、流传及考辨可谓功莫大焉。窦臮在《述书赋》中概要地记录了当时鉴藏印的大致情况，除“开元”印外，还有如太平公主武氏家胡书“三藐毋驮”印、魏王恭“龟益”印、窦臮“窦臮”印、张怀瑾“张氏永保”印、窦蒙“窦蒙审定印”、刘绎“彭城侯书画印”、李泌“邺侯图书”等印，其中唯有“三藐毋驮”印今尚可见于隋人古草书《出师表》中。（李刚田、马士达主编《篆刻学》，175页，江苏教育出版社，2009年）

隋唐官印在中国印章史上处于承前启后的时期，是秦汉以后中国篆刻发展的又一个枢纽。隋唐官印由小到大，从缪篆到小篆，从铸凿到焊接，是古代官印印制的重大转折，也是古代官印形制形成的基本过程。隋唐官印对后世私印和流派印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，尤其对“圆朱文”的启发作用是显而易见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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