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京报元勋”吴定九

北京晚报·五色土 | 作者 邱崇禄

魏染胡同是北京城南的一条老胡同。明代初年，胡同因有一家魏氏染坊而得名。明代张爵《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》一书中的“宣北坊”就记载有“魏染胡同”，可谓历史久矣。

前段时间，胡同中部路东30号的“京报馆”二层小楼和32号邵飘萍故居旧址腾退修复开放，引得游人纷至沓来，成为一个新的打卡地。

革命报人、共产党人邵飘萍的经历如今广为人熟知，但邵飘萍的挚友，同时也是创建《京报》的得力助手，也许知道的人就不多了。他就是吴定九。

如今整修一新的邵飘萍故居

吴定九，名鼎，字定九，上海嘉定县外冈镇人，生于1890年2月。少时居家读私塾时，还帮助在镇上经营木器店的父亲打理生意。因此，在读书的同时，吴定九也学得了一手漂亮的木工手艺。后来，吴定九考上上海南洋中学，该校顺应“科学救国”和“实业救国”的时代新思潮，注重学生数理化和英语学科能力的培养，吴定九在学校里品学兼优，毕业后被校方公派留学日本。1915年4月，吴定九到日本名古屋高等工业学校学习土木工程，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。

吴定九

在日本留学期间，吴定九通过嘉定同乡好友潘公弼，结识了邵飘萍。邵飘萍当时为躲避袁世凯的迫害而留学日本，到东京政法学校读书。吴邵二人一见如故，成为密友。1915年7月，邵飘萍与潘公弼、马文车、吴定九等人组成“东京通讯社”，采集日本报纸上刊登的一些国际时讯和外交新闻，编译成中文后发回国内的京、津、沪、汉等地报刊发表，同时也报道留日学生和华侨的反袁活动，关注日本对华的动向。他们较早报道了日本与袁世凯秘密交涉“二十一条”的消息，在国内产生了较大影响。

公费留学的吴定九，较之自费留学的邵飘萍，在经济上要宽裕从容得多，因而时常给予邵飘萍经济上的支援。1916年春，应上海新闻界友人电邀，邵飘萍急欲回国，但为经费困扰，正是吴定九慷慨解囊为其筹措路费得以成行。

1918年3月，从名古屋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的吴定九，放弃了在日本工作的机会，回到国内，在北京市政公所第四处任工程师。在市政公所岗位上工作的吴定九，仍然保持着求学时那种勤奋实干的精神。两三年内即在《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》上陆续发表了《英法联络海底铁道》《影响线之应用》《横梁之计算法》《加奈大之水力电气国有事业》等数篇高质量论文。对于城市建设，他有着独到的见解：“故都市文明之设备，与其建筑于地上，毋宁建筑于地下。至于地下建筑物之方式，与其采用大管路式，毋宁采用单管路式，此故世界各国之趋尚，亦我人所宜赞同者也……”他的许多真知灼见，放在今天看，仍不过时。

吴定九1918年回国后不久，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，中国因参加协约国对德宣战而成为战胜国。人们群情振奋，纷纷走上街头，捣毁了横跨西总部胡同西口外的“克林德碑”。毁碑事件发生后，北洋政府经与协约国方面磋商，由法国出面，让德国人出资在中山公园重建一纪念碑，更名为“公理战胜”牌坊。

这项工程交给北京市政公所后，由年轻的建筑师吴定九主持设计（此说法来自吴定九的后人钱承军所写《吴定九与京报》一书）。法国代表会同中国方面，以战胜国的资格，命令德国人将放在东单北大街的“克林德碑”散件运至中山公园，重新组装竖立，将原有文字全部除掉，重新镌刻了“公理战胜”四字。1952年，郭沫若题字改名为“保卫和平”牌坊。

如今，中山公园南门内矗立的“保卫和平”牌坊，由于当年拆除和堆放期间部分构件损坏遗失，形制上有所改变，是一座纯白色大理石三脊单檐牌楼。洁白的坊身，庑殿式蓝琉璃瓦顶，在一片苍松翠柏中色调明朗，典雅清丽，与周围的景色融为一体。

吴定九一方面在北京市政公所任工程师，另一方面又应好友邵飘萍之邀，在新闻编译社兼职。1920年，吴定九再受邵飘萍之邀，到《京报》兼职。1923年他辞去北京市政公所工程师的工作，专职办报。

吴定九为什么离职转行呢？这是因为他对市政公所内部营私舞弊、内外勾结、中饱私囊的丑恶行径深恶痛绝。吴定九利用兼职《京报》的有利条件，与邵飘萍里应外合，对市政公所的层层黑幕进行连续报道和无情揭露。揭露市政公所黑幕不久，吴定九便辞去市政公所公职，专职于《京报》馆工作，成为了一位职业报人。

由于邵飘萍、吴定九等人善于经营管理，工作兢兢业业，这一时期的《京报》成绩斐然，报纸的日最高发行量曾达到6000份，成为北方进步舆论的一个重要阵地。《京报》不仅在编辑采访、写作内容、经营管理等诸多方面颇有建树，在标题、版面和栏目上，他们也敢于打破常规，力求推陈出新。

1925年，《京报》自筹资金，在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魏染胡同内建成了二层楼的报馆，这在当时北京的新闻界仅此一家。在筹建新馆的过程中，吴定九充分发挥自己的建筑专长，从实地勘测到设计绘图甚至基建施工，都是他精心筹划，亲力亲为。

1925年10月，由吴定九设计、建造的京报馆小楼建成后，邵飘萍制作的宣传品。

新建成的京报馆是一幢日式灰砖二层楼房，楼下是营业部、传达室，楼上是编辑部、经理部等。该楼历尽将近百年风雨，整体保存完好如初。报馆对面还附设“昭明印刷局”，备有住房、校对室、印刷间、铅字房、铸字炉等。

由于新报馆的建设凝结了吴定九的一片心血，加之他书法功底深厚，因而他为大楼题写了“京报”二字，并镶嵌在大楼多处。主楼大门楼顶上端女儿墙的“京报”大字，以及楼外南墙上横镶的“京报”两字，都是他的手笔（主楼大门上的“京报馆”三字是邵飘萍所写）。

京报馆楼顶女儿墙上“京报”两个字为吴定九手笔，主楼大门上的“京报馆”三字是邵飘萍所写。

吴定九作为一个建筑家，生前从未想过要在建筑史上留下点什么，但他的两件“作品”——“公理战胜”牌坊和京报馆，却留在了北京的大地上。

吴定九还著有《新闻事业经营法》一书（1930年上海联合书店出版），这是中国第一部报业经营管理的专著，先后被重印过两版，发行2000册以上。近年出版的《20世纪中国学术名著精华目录（新闻学部分）》中，吴定九的《新闻事业经营法》一书也赫然在列，可见此书的价值。

吴定九撰写的《新闻事业经营法》一书曾于1930年4月出版

1926年4月奉系军阀占领北京，邵飘萍被捕旋即被害，吴定九幸免于难。邵飘萍被害后，吴定九冒着风险殓葬邵飘萍。不久，他又协助邵飘萍夫人汤修慧复办《京报》，继续完成邵飘萍的未竟事业。

装殓邵飘萍遗体。左后扶棺、低头面向死者戴眼镜者为吴定九。

此后，吴定九殚精竭虑，以致积劳成疾。1930年5月，吴定九不幸病逝，年仅40岁。吴定九去世后，北平的社会各界与新闻界在花圈挽联上称他为“京报元功”或“京报元勋”。